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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微博上有个问题很有趣,起因是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对比,居然有了很多有趣的发现,诸如:乾隆(1736-1795年在位)和华盛顿(1732-1799)是同一时代的人,林肯(1809-1865)所处的年代正值清朝道光年间。

由于在历史课上,中国史和世界史一直是分属不同的学期学习,这种分类也体现在历史书上,人们鲜少把中国历史年代和世界史对照比较。

于是微博上引起了热议,人们纷纷表示“一直以为是两个时代的人”“没想到是同时的”“有种穿越感”……

其实人们的感觉也没有错,按照社会阶段划分,乾隆、道光确实是社会的古代形态,而华盛顿和林肯已经是现代社会了。

社会的阶段,与单纯的历史时间,并不一致,就像今天,还有原始部落的存在一样。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的非暴力革命,推翻了国王詹姆士二世的统治,由于没有发生流血冲突,被历史学家称为“光荣革命”(Golrious Revolution),次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完成了国家权力由君主向议会的转移,建立了现代欧洲政治体系的雏形。

但实际上,早在“光荣革命”之前,洛克就写作完成了《政府论》,与其说是辩护,不如说是为“光荣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

《政府论(上)》完成了对君权神授的“破”,《政府论(下)》则是对民主政府的“立”。

当契约订立后,权力完成让渡,国家(政府)就诞生了,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了政治社会,也是公民社会。

人的社会生活有很多种,主仆、家庭、奴隶、夫妻等等,但只有当社会成员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的权权利,通过契约将裁判权和执行的权力交给共同体执行,这个时候才形成了公民社会。

“如果一个统治众人的人享有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的自由,可以任意处置他的一切臣民,不享有过问或控制任何凭个人好恶办事的人的丝毫权利,而不论他所做的事情是由理性、错误或情感所支配,臣民都必须无条件加以服从,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政府,它并不比自然状态好多少。”——《政府论》

洛克认为,一个人的出生地并不能决定他归属的国家,例如一对英国夫妇在法国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既不是英国的公民也不是法国的公民,在孩子成年以后,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加入哪个国家或政府。

洛克举例说,这就像一个强盗用刀子逼迫我交出全部财产,虽然我被迫同意了,但强盗获得的财产来源是不正当的,我保留进一步追究的权利,如果当时的法律不允许我追究,我的后辈也保持着继续追究的权利。

立法机关经过人民的同意而建立,任何法令如果没有通过立法机关批准,就意味着没有得到多数人民的同意,就不具备法律的正当性,也就没有法律效力。

如果是交给君主终身,在君主死后,断定继任者的权力仍归于大多数人,这就是选任君主制。

“专制权力是一个人对于另一人的一种绝对的武断的权力,另一个人的生命可以随意夺取,这不是一种自然所授予的权力,因为自然在人们彼此之间并未作出这种差别。它也不是以契约所能给予的权力,由于人对于自己的生命既没有这种专断的权力,也不能给予另一个人以这样的权力来支配他的生命。”——《政府论》

洛克认为,如果国家的立法权和执行权合二为一,这是非常危险的,会让掌权者不受法律的约束,就是“我制定法律,我负责执行”的状态,非常不利于其他社会成员。

有权力“使用绝对的专断权力或不以确定的、经常有效的法律来进行统治,两者都是与社会和政府的目的不相符合的。”

这就像两个人分蛋糕,最公平的方式是一个人负责切,而另一个人先选择怎样分。如果负责切蛋糕和分蛋糕的都是一个人,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一个人置身于能支配十万人的长官的权力之下,其处境远远比置身于十万个个别人的专断权力之下更为恶劣。”——《政府论》

立法机关的一部分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这一思想基本上也是现代英国政治体所采用的,例如英国下议院议员的选拔。

洛克还给出了立法机关代表产生的方案,认为应该按照一个地区人数的多少来决定代表的数量,不能出现有些地方仅仅是荒凉的废墟,却和人口稠密的地区选出相同数目的代表出席立法者议会。

同时,还要注重这种选举是动态的,不能因为习惯或者时间久了而形成固定数量,而需要以选区对公众的贡献为比例产生立法机关的代表。

不管在任何国家形式下,立法者都不能用法律随意剥夺人的生命和财产,一切法律的唯一目的是维护公众的利益。

这也是洛克与霍布斯的不同,霍布斯坚持君主政体,而洛克,则是坚定的民主政体支持者。

坚持君主制的霍布斯认为人们一旦订立了契约,就没有反悔的权力,推翻君主是不义的。

但坚持民主制的洛克认为,当出现了专权,人民的自由和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意味着政府已经违背了订立契约的初衷,人民可以进行反抗,收回当时委托给政府的权力,重新建立能满足人民要求的政府。

在《政府论》中,洛克用了专门的一章来说明“政府的解体”,给出了多种导致政府解体的可能,除外界强力入侵外,立法机关出现了问题,也就是政府解体的时候,例如世袭的出现,或者强力的人用专断意志左右了立法机关,或者立法机关产生方式未经人民的同意而产生了变更等等。

“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之下,对于纠正滥用职权的强力的真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越权使用强力,常使使用强力的人处于战争状态而成为侵略者,因此必须把他当作侵略者来对待。”——《政府论》

只要立法机关触犯了社会的基本原则,例如愚蠢、腐败、给他人绝对权力等种种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人民就有权重新建立新的合适的立法机关。

也就是说,在洛克这里,人民始终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和解释者,“人民应当是裁判者”,这一观点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都得到了具体实践。

虽然洛克提出分权,是根据当时英国王室和国会之间的斗争给出的解决方式,但他的理论最大的应用则是在法国大革命。

启蒙运动时期,孟德斯鸠发展了洛克的学说,更系统地提出了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相互制衡的思想,后来成为今天整个西方社会通行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

以今天的眼光来读《政府论》,里面的内容稍显浅显,看似说的都是现代西方政体的常识,但放到三四百年前的背景下,意义就显得非常重大了。

清朝康熙二十七年,康乾盛世,彼时法国传教士来传教,对东方的强盛羡慕不已。殊不知,在他的家乡,一场改变人类社会形态的革命正在孕育。

近些年,社会上很流行“文科无用”论,甚至是“读书无用论”,我也时常想,读这些书到底是为什么,不如炒房赚钱快,也不吸引眼球。

然而看到《政府论》这样的文字的时候,好像跟几百年前的人类思想的先行者进行直接对话,用振聋发聩的声音告诉你,人类的思想曾经到达了怎样的高度。

正是洛克以及后面启蒙运动一系列思想家,用自己的思想,塑造了整个西方社会,改变了人类的文明形态,对于西方政治哲学来说,正是这些人的政治哲学思想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西方的“哲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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